陈增元  (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宏大进程并非由单一动力推动，而是先后由两台核心“经济发动机”接力驱动。第一台发动机是“世界工厂+出口”模式，依托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在2001年加入WTO后全面爆发；第二台发动机是“城镇化+房地产+大基建”模式，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起步，通过土地财政与债务扩张拉动投资，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然而，这两台发动机分别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2021年恒大集团债务危机中触及增长极限。

       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关键在于理解其增长动力的演变；而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则必须正视旧有动力机制的衰减。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那么“出口”与“地产”便是其两轮最主要的驱动引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两台引擎完美契合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全球产业格局，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两台引擎相继面临“功率见顶”甚至“熄火”的风险。2018年的贸易战与2021年的恒大暴雷，不仅是两个孤立的商业事件，更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转换的标志性节点。

       中国第一台经济发动机的打造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通过“三来一补”的模式，中国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这台发动机从“预热”走向“全功率运转”的关键转折点。凭借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中国迅速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出口的强劲增长不仅直接拉动了GDP，还通过外汇占款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间接推动了国内投资与资产价格的上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初步跨越，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为后续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引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世界工厂+出口”模式的内生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首先，该模式高度依赖外部需求，使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其次，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导致中国在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上受制于人，利润微薄。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部分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地转移。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成为了第一台发动机见顶的直接催化剂。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试图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脱钩断链”。这标志着中国所处的国际经贸环境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全球化的退潮与地缘政治的紧张，使得依靠低成本扩张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尽管中国出口仍保持一定的韧性，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已显著下降，第一台发动机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

       在第一台发动机的动力尚未完全释放之时，中国于1998年启动了第二台发动机。当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一政策彻底激活了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和城市建设需求。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方政府获得了丰厚的土地出让金，形成了“土地财政”。这笔收入又被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土地价值，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房地产投资不仅直接拉动了钢铁、水泥、建材、家电等上下游数十个产业的发展，更通过抵押品效应极大地扩张了社会信用，成为拉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长的绝对主力。

      “城镇化+房地产+大基建”模式虽然创造了人类城市化的奇迹，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其核心问题在于对债务的过度依赖和对房地产的过度金融化。房价长期单边上涨的预期，吸引了海量社会资金涌入楼市，推高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挤压了消费和其他实体产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房地产企业的巨额负债不断累积，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凸显。2020年，监管部门出台“三道红线”政策，试图遏制房企的债务无序扩张。2021年，曾经的“宇宙第一房企”恒大集团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最终在下半年公开暴雷。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为第二台发动机见顶的标志性拐点。恒大的倒下，不仅暴露了高周转、高杠杆商业模式的脆弱性，更引发了市场对房地产行业整体信用风险的担忧，导致房地产投资和新开工面积大幅下滑。此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大基建的投资回报率也因边际效用递减而大幅下降。至此，依靠债务驱动和房地产拉动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两台传统经济发动机的相继见顶，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式告别了粗放式、外延型的高增长阶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无人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现实困难。旧的动能正在加速消退，而新的动能尚未完全形成支撑。面对这一历史性转折，中国经济必须完成深刻的转型，寻找并启动“第三台发动机”。这台新引擎的核心特征应当是：创新驱动、内需主导、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

       令人振奋的是，在改革与创新的“双引擎”驱动下，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正在加速汇聚。以科技创新为例，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2.68%，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跃升至全球第10位，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更是居全球第一。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载人航天、集成电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与“第一”。“三新”经济增加值达24万亿元，占GDP比重18%，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此同时，改革为创新清障搭台，电力市场改革、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国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连续五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改革创新协同共同塑造了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中高端迈进。

       展望未来，“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激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蕴含的三大红利。一是城乡融合的红利。在人口总量减少、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力争经过5—10年的努力，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本拉平，到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为城市群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为乡村振兴创造条件。二是统一大市场的红利。中国是全球唯一由同一种法治环境、语言文字、货币和基础设施构成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规范市场参与者行为，将显著降低各类经营主体的综合成本，不断孕育新产业新赛道。三是新质生产力的红利。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齐全的产业链配套和海量的人力资源，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取得决定性突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充分涌流。

       回顾过往，中国的“世界工厂+出口”模式和“城镇化+房地产+大基建”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它们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两大支柱。然而，任何发展模式都有其生命周期和历史局限性。2018年的贸易战和2021年的恒大暴雷，清晰地划定了这两台传统发动机的动力边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航船已经驶入深水区，唯有坚定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启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穿越周期，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与繁荣。这既是一场考验智慧的攻坚战，也是一次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