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增元  (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国家兴衰是跨学科研究的经典命题。传统解释常将国家失败归因于地理环境、文化特质或领导人能力，但难以解释相似初始条件下发展轨迹的分化。20世纪末兴起的“制度决定论”提供了新范式：制度是形塑人际互动的核心约束，其差异——尤其是“包容性”与“汲取性”之分——决定了国家命运。包容性制度保障广泛参与、保护产权、激励创新；汲取性制度则通过垄断权力与资源掠夺维持精英特权，最终导向失败。本文系统剖析汲取性制度的运作逻辑与恶性循环机制，论证制度选择的根本性作用。

       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排他性占有。少数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民众缺乏参与决策、监督权力的制度化渠道。精英阶层借助暴力威慑、意识形态控制或法律工具，将权力转化为维护特权的手段，形成“赢家通吃”格局。其致命缺陷在于决策封闭性与改革阻滞。权力垄断导致决策脱离社会需求，统治者无需回应民众诉求，政策服务于精英利益最大化。例如，海地杜瓦利埃家族执政期间，通过秘密警察镇压异见，将国家财政大部分用于维持私人武装与家族消费，使海地沦为西半球最贫穷国家之一。此外，汲取性制度天然排斥变革，精英阶层深知权力分享会动摇统治根基，因而系统性压制技术创新与社会流动。历史证明，缺乏制衡的权力必然腐败，僵化的政治制度无法适应时代变革，最终引发政权崩溃或长期动荡。

       汲取性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表里，其核心是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垄断经济资源，剥夺多数人的经济权利，使财富向少数精英集中。这种制度下的市场并非公平竞争场所，而是掠夺工具。其危害体现为产权保护缺失、市场壁垒固化以及创新激励瓦解。例如，西班牙殖民者在拉美推行的“委托监护制”，名义上保护原住民，实则掠夺土地与劳动力，导致当地农业长期停滞；19世纪俄国农奴制下，贵族控制土地与贸易许可，致使工业化比西欧晚近百年。值得注意的是，汲取性制度可能通过资源掠夺或强制动员实现短期增长，如苏联早期工业化，但这不可持续。因其依赖存量资源再分配而非效率提升，一旦资源耗尽，经济便陷入衰退。20世纪70年代扎伊尔政权依赖铜矿出口积累财富，却忽视教育与基建，铜价下跌后经济迅速崩溃，国家陷入内战。

       汲取性政治与经济制度通过“正反馈机制”相互强化，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即“制度路径依赖”。一方面，政治制度为经济制度提供暴力保障，精英阶层控制军队与法律体系，确保经济垄断合法性；另一方面，经济制度为政治制度提供物质支撑，垄断利润使精英得以豢养官僚、收买支持者。这种循环的自我强化特性极具破坏性，即使部分精英意识到改革必要，也因畏惧利益受损而维持现状。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触及地主利益后遭反扑，措施尽废；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六为提高税负却拒开三级会议，直接引爆革命。当制度僵化激化社会矛盾时，精英往往加剧掠夺，最终引发革命或分裂。

       强调制度核心作用，并不否认偶然因素的影响。黑死病削弱欧洲封建领主权，为西欧制度转型提供契机；明治维新中日本精英的抉择使其避免沦为殖民地。但偶然事件仅是“触发点”，其作用需通过制度选择实现。同对黑死病冲击，东欧强化农奴制，而日本成功建立了鼓励工商业的包容性框架。反之，若被汲取性制度锁定，即便遭遇重大冲击也难以转型。阿富汗在苏联入侵和美国干预期间多次尝试民主建设，但因部落精英垄断权力、军阀割据，始终未能摆脱汲取性制度桎梏，最终重回动荡。这印证：无制度深刻变革，外部援助或短期调整无法挽救国家失败。

       国家失败的根源在于制度选择偏差。汲取性政治制度垄断权力、压制参与，汲取性经济制度掠夺资源、窒息创新，二者形成的恶性循环将国家拖入贫困、停滞与动荡的深渊。历史昭示：唯有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方能激发社会活力，实现长期繁荣。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启示尤为深刻：破解“汲取性制度陷阱”，需推动法治限权、教育赋能与市场化改革。摒弃“零和博弈”的汲取性思维，构建“共享发展”的包容性制度，方是人类文明走向普遍繁荣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