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增元（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皇权之下，诛杀功臣是帝王巩固权力的常事。杀功臣，杀的是威胁；杀太子生母，杀的却是骨肉之亲。这一操作显得另类而残酷，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号——立子杀母，也叫子贵母死。最早由汉武帝开创，却在北魏成为硬性国策，最终酿成王朝覆灭的悲剧。

       汉武帝晚年，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迫自杀，皇后卫子夫随之自缢。其余诸子，或早夭，或获罪，逐一出局。最后只剩幼子刘弗陵。武帝决意传位于他，命画工绘了一幅周公负成王图，暗示群臣：幼主将如周成王即位，辅政大臣如周公辅政。他又选定霍光为托孤之臣。弗陵之母钩弋夫人，正当盛年，武帝恐自己身后，少主母壮，重演吕后故事，外戚专权，遂将钩弋赐死。他对左右说，自古以来国家所以生乱，皆因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无人能禁，你们没听说过吕后的事吗？这一刀下去，斩断了一个女人的性命，也劈开了一道先例的裂缝。但裂缝只是裂缝，汉朝并未效法，钩弋之死，止于一人。这不过是汉武帝晚年的一次临时决断，未在汉朝形成固定制度。

       真正的制度化，发生在北魏。天赐六年，道武帝拓跋珪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册立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赐死太子的生母刘贵人。拓跋珪亲自对拓跋嗣说，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你当继统，所以我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拓跋嗣闻母死讯，哀不自止，日夜号泣。拓跋珪因此盛怒，复召其入宫。左右近臣恐帝加害，劝嗣暂避。拓跋嗣遂出逃，不知所踪。储君出走，拓跋珪无奈，转而欲立次子拓跋绍，又囚禁绍之生母贺夫人。贺夫人密传消息于子，拓跋绍当夜串通宦官，翻墙入天安殿，刺杀了沉睡中的父亲。北魏开国皇帝，死于亲生子之手，年仅三十九岁。然而，长久之计四个字，已经成了铁律。此后凡立太子，必先杀其母。《魏书》记为旧法，轻描淡写，仿佛不过一项寻常旧制。

       自道武帝至宣武帝，此项制度执行了一百零六年。自公元四〇九年确立，至五一五年废止，百年之间，先后有八位太子或皇帝的生母因此殒命。她们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子，正当芳华，却死在自己骨肉被立为储君的那一天。后宫嫔妃人人自危，不敢诞育皇子。怀孕者想方设法打掉胎儿，祈天拜佛，只求生女，不求生男。唯恐儿子一旦被册为太子，自己便招来杀身之祸。母以子贵，本是常理；在北魏后宫，母以子死。

       拓跋珪立此制度，并非无因。鲜卑拓跋部源自草原部落联盟，王位继承长期采用兄终弟及之制。在此旧制下，储君的策立高度依赖母族部落的支持，形成母强子立的格局。道武帝本人即位，便深得母族贺兰部之力。贺兰、独孤诸部通过与拓跋氏联姻，成为君长的强力外援，亦为外戚干政的肇端。拓跋珪幼年亡国，赖母族贺兰部庇护方得存活，终至复国称帝。然而称帝之后，母族掣肘之苦，他感受极深。贺兰部、独孤部动辄干预国政，甚至发兵相攻。拓跋珪亲眼见证过母族干政、皇权被架空的局面，深知母族势力就是悬在皇权头顶的利刃。于是离散诸部，逼死母后贺兰氏，又援引汉武旧例，将储君生母一并除去。刀从外戚砍到后宫，从部落砍到寝殿，务求将母权的根基连根拔起。

       然而制度的残忍，并不等于制度的有效。百年之间，外戚干政虽有所遏制，宫廷内祸却从未断绝。父子相疑，兄弟相杀，乳母干政，宦官弄权，一桩接一桩。子贵母死挡住了母后临朝，却挡不住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更讽刺的是，到了后期，最极力主张执行此制的，反而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宫中那些借抚养幼主而攫取权柄的保太后们。文明太后冯氏便是典型，她通过控制储君的抚养权，将杀母之制异化为攫取权力的工具。杀母之制，竟成了乳母干政的阶梯。

       延昌四年，宣武帝元恪废除旧法。元恪笃信佛教，后宫久无子嗣，嫔妃皆不敢孕。唯胡充华不顾死命，诞下皇子元诩。她曾言，不可以一己之畏死，使皇家绝嗣。元恪感念，未加赐死，反加保护。延续百年之久的血腥祖制，终于落幕。元恪或许以为，自己一念之仁，是文明之举，是去弊革陋。他不会想到，这一念之仁，恰恰为北魏覆灭埋下了引信。

       延昌四年正月，元恪驾崩。年仅六岁的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幼主临朝，胡太后垂帘听政，大权在握。胡太后临朝之初，尚知整顿朝纲，颇有建树。然而权力浸淫日久，人便不是原来的人。她渐趋荒淫，宠信佞臣郑俨、徐纥之流，朝政日非，将朝堂搅得乌烟瘴气。正经做事的大臣抬不起头，身边全是阿谀奉承之徒。孝明帝日渐长成，欲收皇权，母子矛盾遂步步激化，终至不可调和。

       武泰元年二月，胡太后与宠臣郑俨、徐纥密谋，毒杀亲生儿子孝明帝元诩。一个母亲，亲手毒死了自己的骨肉。孝明帝死时，年仅十九。而后先立皇女，伪称皇子，又改立年仅三岁的宗室元钊为帝，以固权位。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镇守晋阳的权臣尔朱荣以太后弑君为名，率军南下，渡河入洛。四月，尔朱荣在河阴设下罗网，以祭天为名，将北魏王公百官两千余人诱至陶渚，纵兵围杀。胡太后与幼帝元钊，被沉入黄河，溺毙于浊浪之中。朝堂根基，就此崩塌。此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拓跋氏的天下，终成历史的残片。

       回望这段百年旧法，令人不寒而栗的，不是制度本身的残酷——残酷在皇权社会并不稀奇——而是那个无法破解的困局：杀母，则骨肉分离，人伦惨痛；不杀母，则太后擅权，乃至弑子篡国。拓跋珪以杀母防母祸，百年后元恪以不杀母终酿母祸。制度的两端，一端是骨肉惨死，一端是骨肉相残。人心终究不是制度能锁住的。制度可以杀人，却杀不死人心中的贪欲与恐惧。老皇帝一念心软，放过了太子生母，免了骨肉惨死之痛，结果反倒让太后手握大权，最终酿成母亲毒杀亲生儿子的人伦惨剧。当初拓跋珪杀刘贵人时说，这是为长久之计。长久之计，终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