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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增元(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毛主席一生博古通今,尤嗜史书。他读史从不泥古,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透镜,从浩瀚青史中提炼出关乎革命存亡、治国安邦的深刻鉴戒。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征程中,毛主席反复告诫全党全军:不学石达开、不学李自成、不学项羽。这“三不学”,看似指向三位特定历史人物,实则对应着革命道路上绝境求生的战略抉择、胜利在望的执政考验、决胜关头的斗争定力三道生死大关。它们不仅是长征岁月与建国前夕的军事政治智慧,更是穿越时空、烛照当下的治党治国与修身立德的永恒镜鉴。
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精锐辗转至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原本有望渡河北上的他,因妃子生子大摆庆贺贻误战机、地形选择失误陷入“死地”、对清军抱有幻想放弃突围,更致命的是未能争取彝族等少数民族支持,最终粮尽援绝,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畔。72年后,蒋介石依样画葫芦,妄图凭借天险与大军围堵,将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逼成“第二个石达开”。
面对同样的滔滔大河与前后夹击,毛主席以惊人的历史洞察力与战略灵活性,跳出了石达开的死亡闭环。他深刻剖析石达开败亡的三重根源:时机观念的淡薄、群众路线的断裂、统战智慧的缺失,并逐一破局。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后,毛主席果断决策兵分两路,右纵队沿东岸北上,主力左纵队奔袭泸定桥。他特别指出:“只有夺取泸定桥,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红军昼夜兼程240里,飞夺泸定桥,以极致的速度与执行力粉碎了敌人的合围迷梦。石达开困于彝汉隔阂,而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彝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放行,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大小凉山走廊。这正是毛主席“依靠百姓、团结少数民族”方略的胜利。此外,石达开写信乞粮乞道、以身为质,暴露了政治幼稚;毛主席则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每一个变量,甚至预设若泸定桥一时难下,刘伯承、聂荣臻所部亦可单独开辟川西局面,始终保持主动。

不学石达开,教会了这支队伍一条铁律:危难之时不能迟疑,脱离群众必无生路。在绝境中,真正的出路从来不是等待天时,而是以人民为靠山、以主动出击破死局。这一智慧至今警示我们:无论面临何种发展瓶颈或风险挑战,麻痹大意、闭门造车、忽视基层皆是自陷囹圄之始。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历经十余年奋战攻入北京,推翻明廷。然而,胜利来得迅猛,失败来得更加迅猛。大顺政权入京不过四十余日,便因上层骄傲放纵、将领腐化掠夺、全军贪图享乐而人心尽失,最终在清军与吴三桂夹击下土崩瓦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自成的悲剧,成为毛主席念兹在兹的历史警钟。
早在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进京三百周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当即将其列为全党整风文件,并致信郭沫若:“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看得透彻:李自成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胜利后的骄奢与脱离人民。1949年春,解放战争大势已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在满城喜报、进城在即的历史节点,毛主席没有一丝飘飘然,反而以极度冷静的语调警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明确提出“绝不做李自成”,将中共中央迁入北平比作“进京赶考”。周恩来笑答“应当考及格”,毛主席斩钉截铁:“退回来就失败了。”这一“赶考”隐喻,道尽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执政考验的深邃忧思:胜利最容易滋生腐化,糖衣炮弹比真枪实弹更致命;守住初心,才能守住江山。

不学李自成,本质上是对“历史周期率”的主动破题。它告诉我们:大胜之后,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内部的懈怠与特权化。从“两个务必”到新时代的“三个务必”,从西柏坡的六条规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这条历史鉴戒始终在提醒——艰苦奋斗的底色不褪,人民政权的根基不摇。
楚汉相争,项羽巨鹿破釜沉舟、威震天下,却因沽名钓誉、刚愎自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后又划鸿沟为界、轻信“中分天下”的虚幻和平,最终兵败垓下,乌江自刎。项羽之败,败在优势下的优柔,败在关键时刻的“妇人之仁”与政治短视。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面对有人主张“划江而治”、仿效鸿沟议和的呼声,毛主席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是穿越两千年的政治判词。项羽因图虚名而纵敌,导致江山易手;今天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半途而废,绝不能给反动势力以喘息复燃之机。毛主席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早已阐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若使革命半途而废,便是违背人民意志,让黑暗世界卷土重来。所谓“穷寇勿追”的兵家旧说,在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剩勇当追,霸王不学。

不学项羽,点明了一条朴素而锋利的道理:大业未成不可心软,做事要一以贯之、善始善终。在战略决胜阶段,任何妥协主义、折中主义、温情主义,都可能葬送此前全部奋斗成果。这一智慧不只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反腐败斗争的深化、乃至个人立志修业的坚持——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步的犹豫,往往是最致命的失误。
毛主席的“三不学”,并非孤立的三段历史评点,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贯穿革命全程的三重维度。不学石达开,解决的是“如何在绝境中生存”——靠时机、靠人民、靠团结,破死局而生;不学李自成,解决的是“如何在胜利后长久”——靠清醒、靠勤俭、靠自律,拒腐化而固;不学项羽,解决的是“如何在决胜时彻底”——靠果敢、靠斗争、靠始终如一,除恶务尽而成。

这三道生死大关,过去是红军长征、进京赶考、解放全中国的现实课题,今天依然是治国理政、党的建设、个人修身的常新考题。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同样面临新的“大渡河”“进京路”“长江天堑”。重温毛主席“三不学”,不是为了复述史事,而是为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那些穿越古今的清醒与定力:在危机中,不失时机、不弃群众,便能于死地求生;在顺境中,不骄不躁、不忘本色,方能跳出周期;在决胜时,不存侥幸、不留后患,才可善始善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伟人“三不学”,至今仍在叩问每一个走在赶考路上的人——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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